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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晗围庄

一个人在小地方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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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黎晗,1969年生,福建莆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早期创作以散文为主,后专注于小说写作,结集出版有散文集《流水围庄》、小说集《朱红与深蓝》。 电子信箱/dna196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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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不复杂,人心复杂》——读黎晗中篇新作《金刚沙》(许元振)  

2011-01-18 13:56:56|  分类: 艺术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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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不复杂,人心复杂

——读黎晗中篇新作《金刚沙》

(《文艺报》20101229日,《福建文艺界》2011年第一期)

许元振

 

黎晗的中篇小说新作《金刚沙》(原刊《福建文学》2010年第12期,入选《2010中国中篇小说年选》,中国小说学会编选,谢有顺主编,花城出版社出版),用不到25000字的篇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当代人的心理混乱图景:

大学毕业20周年的一场同学聚会,鬼使神差地和一场车祸联系在一起,召集聚会和驾车的是几位事业有成的同学(企业家孙天鹏、公路局办公室主任郑荣峰、文联主席“我”、民俗专家黄敏华等),遇难的是普通的乡村教师廖育兴。围绕道义责任的承担和心灵困境的摆脱,以廖育兴的遗孀张秀芬、堂哥廖育茂为代表的死者家属,和包括孙天鹏、郑荣峰、“我”、黄敏华等人在内的大学同学之间,家属与家属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一系列立体式的心里暗战交叉展开……

故事不复杂,人心复杂。人心其实也不复杂,是基于个人利益考量的种种猜度,让每个人的表情、举止、谈吐、态度迷雾般复杂。阅读《金刚沙》,一种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症侯惊心动魄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巨大的“精神分裂”——在人的内心,在人与人之间,在社会阶层之间,四处蔓延开来……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我”与故事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有时“我”积极参与车祸后事料理和家属同学间矛盾的调停,有时“我”却刻意地以各种事由抽身事外。“我”一直在演绎着一个“两难”的尴尬角色:家属、同学双边矛盾紧张时,我不堪重负,暗自盘算着如何摆脱干系;而当“我”极力脱身出来后,却又去意徊徨,不忍放手。决定“我”的两难困境的是道义的摆脱或承担,“我”虽然精打细算,却一直不忍心彻底逃离;“我”貌似热诚,却处处有着自己的利益考量。

和“我”一样,所有裹挟其间的老同学们,都在这场意外发生后内心倍受煎熬。在面对事故和道义追究时,所有人都不冷漠、不忽视、不回避,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独自面对,主动承担。人近中年的庸俗社会经验和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约束,让这些人的精神经常处于分裂状态。偶然的事故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刃切出了他们的内心剖面:这里有事故刚发生时的惊悸、错愕和悲伤,也有渐渐冷静后的躲避、焦虑和茫然,有死者家属无理纠缠时的慌张、激愤、委屈、苦闷,有各方彼此猜度的郁闷、苦涩和绝望,更有事件平息后的黯然神伤和无尽的空虚和寂寞。

黎晗长年生活在东南沿海一座小城,近十年来,他默默地以一年一到两个作品的进度,坚实地勘探着自己的小说矿脉。他的小说一向以“迷宫”式的叙述取胜,属于“智性写作”,但顺着他精心设计的语言回廊,到达叙事终点时,我们每每有着讶然的发现。谢有顺评价黎晗小说写作时,曾有这样的论述:“青年作家黎晗的小说,总是流露出试图通过一些片断和视角来窥视中国文化和现代人生存秘密的野心,这使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避免了肤浅和技术崇拜。从他为数不多的诚实的文字和带着荒谬感的幽默中,我们可以轻松地进入人性的某些阴郁的断面,并发现那些值得我们警觉的精神表情。”《金刚沙》以当代小说写作中少见的耐心,对那些细微的、稍纵即逝的内心波动进行了让人头皮发麻的描述。小说采用了大量的对话描写,少量的手机短信和电话通话,可以视为直接对话的补充。这些对话,有的剑拔弩张,有的充满暗示,有的咋听起来前言不搭后语,有的故弄玄虚,有的让人心惊肉跳。少量的极简的动作、神态和景物描写,透露出了人物内心只可意会的微妙情绪。作者有关当代人的复杂内心世界的描摹功力让人称奇。

这是一个具备了相当写作难度的小说。第一人称是一个限制性视角,它规定了作者的叙事行程和叙事限度。黎晗紧紧把住了这个视角,他的目的非常清楚,他要引导读者从这个有限的视窗里,观察人物暗处的心里律动。这个限制性视角给小说带来了可以预见的难度,但同时完成了黎晗精心设计的另一个叙事目的——猜度。“我”一直猜度着其他人的心思,其他人的心思在我的“猜度”性观察中,也泄露出了猜度的痕迹。由于猜度,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由于猜度,一系列的精神困境由此产生。其实,事件的结果早已注定,这不是一场谁对谁错的悲剧,精神困境也并不是对方带来的,根源只在于人与人之间、阶层之间的价值观分歧。随着隔阂越来越深,导致事件的处理走向了凝滞,这种凝滞又带来了新的一轮又一轮的彼此猜度。愈趋复杂的猜度让所有人的精神接近分裂乃至崩溃……

小说以佛教用语“金刚沙”命名,从这个角度上看,这一次又一次的内心挣扎和求得平衡的过程,似乎具备了佛教中自我救渡的意味。小说同时还写到了基督教,第一人称的叙述似乎更接近于基督教的“自我告解”。有意思的是,整个故事的逆转,这些知识分子获得救渡的解决途径居然却是一个道教的传言:廖育兴之死与同学聚会本不相干,其起因在于他的妻子张秀芬的一个有些荒谬的梦。

小说越到结局越显露出了作者叙事的真实目的,从宏观角度来看,以“我”为首的廖育兴同学阵营,走的是一条从理赔到捐款的世俗性道路,具有工具理性的特征;相反,张秀芬走的却是另一条“招魂——超度”的超越性之路,具有人文关怀的特征。——从一开始,两个阵营在精神上就分道扬镳,南辕北辙。张秀芬在文章快结束时,把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甩向了知识分子阵营:只有她真正关心的是死亡本身,所有人对她极度猜忌、猜疑、猜测、猜度的“演戏”行为,在她的让死者“入土为安”的朴素愿望面前,不堪一击,砰然瓦解。简单而执拗的乡村伦理,让蝇营狗苟、用尽心机的城里人无地自容。

无论是道教、佛教还是基督教,强调的都是个人内心的忏悔与赎罪,《金刚沙》中真正完成了自我超度的只有一位平凡的农村妇女,其他所有工于心计、精于算计的城里人,无论是企业家、小官员、文化人、乃至内心温柔、敏感的“我”,在这个故事中并未完成自我救渡,他们现在仍然在世俗的荒野上徘徊,找不出让自己内心走向安宁的出口。从这个角度上观察,黎晗在《金刚沙》中重申了这样的写作理想:籍由人、人心、人性的深度剖析,思考中国文化的当代焦虑和解决途径。

 

                                                                   (本文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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