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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晗围庄

一个人在小地方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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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晗,1969年生,福建莆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早期创作以散文为主,后专注于小说写作,结集出版有散文集《流水围庄》、小说集《朱红与深蓝》。 电子信箱/dna196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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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文学的天空:专访李朝全(二)  

2010-01-12 20:16:04|  分类: 文学现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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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文学的天空

 

——对话莆籍青年作家、批评家李朝全

黎晗

(《莆田晚报》2010111日)

12届庄重文文学奖不久前于北京隆重举办颁奖仪式,该奖旨在奖励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取得优异成绩、且年龄在4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本届共有金仁顺、乔叶、徐则臣、李朝全等8人获得。

本报从我市作家黎晗处获知,李朝全先生系我市仙游度尾人,1970年生,1988年从仙游县度尾中学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现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作家网公布的李朝全的简历为,李朝全自1993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理论批评专著《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长篇纪实《少年英雄》,编著《世纪知交——巴金与冰心》,点校/译注《明心宝鉴》等。曾获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系庄重文先生创立的“庄采芳奖学金”首届获得者。

庄重文文学奖评委会对李朝全的获奖评语为:在从事文学研究17年的光阴里,李朝全认真阅读每一部自己准备评论的作品,严格从文本内容、主题、样式出发,从作者生平、主体心态、创作风格出发,从受众阅读期待、理解、接受出发,取事实、史实、真实“三实”之研究方法,力求批评之理性、客观和公正。在文艺论文和评论的撰写及修改过程中,始终遵循有一说一、实事求是的原则,既不吝充分肯定作家创作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更敢于尖锐指出某些不良的创作倾向和内容。他的批评是出自于善意、着眼于与创作互动的;指出缺陷和不足,是为了推动文艺创作的进步和发展。他呼吁和倡导真正的批评,客观的、科学的、说理的批评,对文艺创作真正有帮助的批评。

本报特邀作家黎晗于近日就读者关心的、有关李朝全先生的研究方向和文学“公共话题”等进行专访,现全文刊发如下。

 

 

黎晗:你好朝全先生,祝贺你获得第12届“庄重文文学奖”,获奖消息传开后,家乡文化界的朋友们都好奇于你的求学经历,你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个人特别好奇,你本科学的是历史,后来为什么选择了文学?

李朝全:1988年高考时我报的是北大国民经济学和国际经济两个专业。改革开放时代,经济是国家发展的核心,我希望能为国家发展服务。另一方面,当年学经济的工作好找,收入高,我父母都是农民,我也希望借此提高家人的生活水平。因为高考成绩不太理想,被调配到此前我对其几无所知的考古学专业。1992年毕业,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我的毕业论文《口含物习俗研究》由莆田籍著名考古学家卢兆荫先生推荐,刊发于《考古》杂志。

当时考古系老师希望保送我上本系研究生,但我觉得,考古学虽然有趣,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是最能承载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学科,但它对于国家和人民,对于社会进步并没有直接的用处。我中学时代的一位同学(她学的是中文)给我写过一封信,大意是:希望我整天埋头在探方(考古发掘时按4×4米见方挖成的探查区域)、古墓之中时,也能时时抬头望望天空。这话对我触动很大。其实,大学四年,我一直都在寻求转系。入学伊始就给当时的校长、数学家丁石孙先生写过信,希望转到数学系,因为我数学成绩好,高考时得满分。也曾向系里提出转到中文系的申请,因为我觉得写文章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也会感到很自豪,很有成就感。但系里回复:我考古学成绩优异,不同意转系。

    本科阶段,在北大的时间里,我许多系的课都去旁听,看的书五花八门。临毕业前一年,也就是1991年,我想,自己还是不喜欢把考古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于是就只有考研究生这条出路了。当时,同班同学里和我有相似打算的人不少,有人考托福想出国,考研究生的有人考经济学,有人考政治学系马列主义研究所,有人考国际政治系亚非所。我以为,考中文最好玩也最容易,因为可以整天看小说。就这样,我发奋用功了大半年,老天爷开眼,让我以当代文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当年这个专业只招收1名研究生,校内外共有45人报考)。

 

黎晗:从网络上搜寻你的资讯,你这十来年创作和工作量巨大,获得“庄重文文学奖”的应该是《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

李朝全:庄重文文学奖是全国性的青年文学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获奖者不超过8名。要求获奖者必须是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青年作家。这是一项综合性评奖,不是针对具体的作品。我觉得,评委会之所以将本届奖项授予我,主要是因为我17年来在文学研究、创作、编辑和组织等方面所作的孜孜不倦的努力。

 

黎晗:你还有一篇重要的文化评论长文《西方妖魔化中国的历史》,这应该和你的理论批评专著《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是同一种思考方向?

李朝全:你的感觉很准。事实上,《西方妖魔化中国的历史》就是《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书中的一章。2008年,西藏“3·14”打砸抢事件发生后,西方对中国展开了大量的出于传统偏见与成见的、不顾客观事实的恶意攻击,为了让国人将西方人的偏见和成见看得更清楚,我就把这本书中的一章摘出来,在新华网上发表,结果被许多网站转载。

 

黎晗:你的批评文章中有着鲜明的历史视角,这是否和你的“历史学学士”身份有关?

李朝全:我学过考古,考古是历史学的一个组成。我读的书很杂,所以写文学评论时常常是天南地北,没有什么成规。我比较赞同借鉴和运用历史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等其他学科的视角来研究文学。

 

黎晗:《明心宝鉴》是一部非常偏的童蒙书,你费心点校、译注,拂去了它身上的时光烟尘,使之在当代重放光芒,这是否也和你浓烈的历史意识有关?

李朝全:说实在的,我在整理这部书时,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当我在一次会上,听北大赵振江教授提及《明心宝鉴》这部书,他说这是中国翻译成西文的第一本书。我认为这本书很重要。后来,我便四处查找这本书,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它已经失传了!这实在太可惜了!于是,我就想把这部古籍整理出来。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善本室,我终于找到了这本书。因为善本不准外借、不准复印,我只好一次次地跑到图书馆,把全书誊抄了下来。而后进行点校、译注,考察此书的流传历史,撰写了导言,花了将近一年时间。这是一部劝善书、童蒙书,在东南亚许多国家至今流行,被作为儿童发蒙教科书。我也希望我们中国的读者也来好好读读这本书。

 

黎晗:你编著过不少现代文学专著,你又长期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你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60个春秋,几乎是现代文学的两倍时间。但是,目前不论是在国内文坛还是在国际文坛,不论是在普通读者当中还是在专门研究者那里,中国当代文学都相当普遍地受到了不够客观、公正的对待,甚至被低估。”请谈谈你对当代文学状况的总体评价。

李朝全:我写过一篇论文《重估当代文学创作成就》,认为,当代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巨大的。——创作题材广阔,主题多元,思想深刻,塑造的人物形象鲜明丰富,艺术精湛并富于创新,读者群体庞大,许多作品具备浓厚的人文关怀和理想主义倾向,拥有较好的艺术魅力和较持久的影响力。当代文学不乏世界一流的作家,不乏可与世界文学精品比肩媲美的力作,不乏堪称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

    我愿意给读者朋友举些作品:巴金的散文集《随想录》、老舍剧作《茶馆》、杨沫小说《青春之歌》、陈忠实《白鹿原》、路遥《平凡的世界》、贾平凹《浮躁》《废都》、莫言《红高粱家族》、王蒙《活动变人形》、阿来《尘埃落定》、余华《活着》等等,我认为这些作品都堪称经典。

 

黎晗:去年《人民文学》在湖南凤凰举办了一个论坛,主题是“写作者的责任与批评的困局”,你当时对加强文学期刊艺术品位建设的意见非常有见地。你说,“文学期刊特别是像《人民文学》、《收获》这样的刊物的作用,可谓一言九鼎,举足轻重。文学期刊的价值取向和艺术取向极大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它的作用与文学批评相近,有时甚至具有比文学批评更大、更直接的影响力。因此,加强文学期刊的艺术品位建设显得尤为必要。”你怎么看如今的中国文学期刊?

李朝全:在市场经济和网络传媒新时代,文学期刊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困境,遇到了严峻的考验与挑战。不少文学期刊发行量锐减,经济效益不好。大多要寻求企业的赞助、政府的资助。因此,不少文学期刊的艺术品位下降。我非常钦佩7080年代的文学编辑,像“京城名编”章仲锷(《中国作家》原常务副主编,已故)、张守仁(《十月》原副主编)、崔道怡(《人民文学》原副主编)、江晓天(作家出版社原社长,已故)等等,这些文学编辑都有高深的文学造诣,更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对作家和作品怀有深厚的感情,培养扶植了一辈又一辈的青年作家。现在活跃在文坛的作家,他们几乎都为其“做过嫁衣”。

一家文学报刊,乃至一家出版社,需要这样有文学品位、艺术操守和敬业精神的名编辑。在文学界流传这样的说法:外地青年作家到北京必做三件事:逛长城、吃烤鸭、访敬泽。访敬泽就是拜访现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李敬泽。如果到了北京,不去拜访他,不当面听听他的指点或评论,似乎就是“有虚此行”了。李敬泽是一位优秀的评论家和编辑,有人甚至称他是“青年作家的教皇”。这些都反映出一位或一批有影响的编辑对于杂志提升品位极其重要。

 

黎晗:你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但你却在媒体上发文称当下文学批评存在“致命缺陷和弱点”:批评的游戏化,批评的作秀化与事件化,批评的浅表化。有关这个话题,请展开谈一谈。

李朝全:对批评现状不满意,其实是文学界内外的共识。2008年,我们中国作协还同中国文联联合召开了一次“关于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并向全国文艺界发出改进文艺评论倡议书。我还参与了这份倡议书的起草。

我以为,好的文艺评论应该客观评价作家作品,分析得失,既可以对作家的创作起到引导作用,又能对读者的阅读起到引领作用。换言之,文艺评论要让文艺创作者和社会读者都认可,都喜欢读,读后都感觉有收获。这个要求和标准是很高的,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为此,文艺评论者需要有较好的文学艺术素养、较高的思想品德修养和较广的科学文化学养。在所有这些方面,我自己做得都远远不够。

 

黎晗:我看到你有关农民工的观点,您说农民工不应是城市边缘人,有关这个话题你的措辞还相当激烈。我顺手摘录出来:“近来听到这样一种论调:农民工/打工者是城市边缘人,写农民工题材的作品、打工文学不能归入都市文学范畴。这种论调让我感到悲哀和可耻,可是就在当下。把农民工视为城市另类、城市零余者的观点却相当普遍。‘城里人’一面充分享受着成千上万农民工、打工者辛勤劳动的成果。一面不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甚至不当人看。”——从中我隐约看到了“仙游度尾人”的影子,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李朝全身上有着强烈的原乡情结?

李朝全:10年前,我与作家李国文先生有过一次交谈。他说,中国没有贵族,中国作家归根结底都是农民;不论哪位作家,只要向上推,不出三代,必定是农民(大意如此)。此言信然。贾平凹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我是农民》。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的祖辈都是农民。我们今日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应该对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心怀感激与感恩。我们的国家也应该对农民和农民工心怀感激与感恩。没有这些低廉的劳动力,没有广大农民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国家要实现持续快速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关注农民,爱护农民,为他们发言,为他们争取本来就该属于他们的权益。

 

黎晗:莆田古称文献名邦,当代写作方面也相当不俗,我们的以陈仁鉴为代表的莆仙戏剧本写作、以王顺镇为代表的长篇历史小说写作、以杨金远为代表的小说写作,以杨雪帆为代表的诗歌写作,其实也不弱于大都市,无奈莆田本土作家身处小地方,一向极少为外界关注,期待站在文学批评高度、拥有广阔视野的朝全兄也能多关注一下家乡的本土写作。

李朝全:很惭愧,对家乡文学我以前确实没怎么关注。记得,当年有乡友找到我,希望我当时供职的中华文学基金会资助出版《陈仁鉴剧作集》,我也没能帮上忙。

希望今后能与家乡的同行增加相互交流、了解的机会,也希望莆仙作家积极参与全国性的文学艺术活动。譬如,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各种评奖,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工程,等等。我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家乡文艺界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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