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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晗围庄

一个人在小地方写作

 
 
 

日志

 
 
关于我

黎晗,1969年生,福建莆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早期创作以散文为主,后专注于小说写作,结集出版有散文集《流水围庄》、小说集《朱红与深蓝》。 电子信箱/dna196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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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元振:黎晗小说综述  

2009-03-24 14:15:46|  分类: 文学现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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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龙在蓝天飞舞

——黎晗小说综述

许元振

(本文已发表于《文景》2009年第3期,《文景》博客地址为:http://wjmagazine.blog.hexun.com/30803234

 

摘要黎晗小说有两个向度:批判与超越。在生存的经验层面上从批判的向度上揭示现实生存的悖谬与荒诞,在超验层面上从超越的向度上筹划着通向精神乌托邦之途,从而在现实与文学的二律背反中眺望未来。

关键词黎晗;小说;批判;超越;未来

 

黎晗小说以“迷宫”的叙述取胜,属于“智性写作”,但拨开语言的泡沫,仍然会发现文本下面涌动着拷问存在的力量。本文拟对其历年来公开发表的部分有代表性的小说,从生存的经验和超验两个层面进行综论,进而鸟瞰其整体风貌。论述到的文本有:刊发于《十月》2001年第6期的《同声歌唱》、刊发于《十月》2004年第1期的《马小度的牙齿》、刊发于《十月》2006年第2期的《智能梯子》、刊发于(《福建文学》2007年第6期的《暗物质》、《私奔》和刊发于《西湖》2008年第2期的《沸腾》。

 

一、揭示现实生存的悖谬与荒诞

现代人处于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之中,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现代性进程中,科技理性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导致了全球气侯变暖、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人间悲剧,而且造成人文精神的失落,日益加剧了现代人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荒诞”就代替了“崇高”成为现代审美的主流范畴。黎晗小说首先以细腻的笔触向读者展示了在这种现代性语境中现实生存的悖谬与荒诞。

先看《暗物质》,小说从时间和空间这一对先验的感性直观形式对经验质料的整理,揭示了人类生存的悖论与困境,包括个人与社会、个体感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甚至现代性的悖论。小说以诗意的语言“木棉花开了,空气中飘着花朵青涩的香气”把我们带到一个充满“青涩的香气”的时空隧道中去。按照传统小说的叙事理论绳之,小说几乎没有故事情节,只叙述了一个看似老掉牙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河山与女主人公羊子忽而幽会,忽而分离的片断。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也异常模糊,两个人物成为概念或符号,像马原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陆高、姚亮。正因为人物缺乏主体性,所以物理空间尽管存在,时间却被抽空了:“在他们之间,时间、速度都是静止”。在小说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这个充满着“青涩的香气”的“空间”,羊子的生存空间被作者切割成三块:家乡、广州与新疆;分成两种:客观的和主观的。不同空间之间的间距以及客观的物理空间与主观的心理空间之间的差异带来了生存的陌生化、模糊与不确定性。羊子在分割的空间里变换着自己的面目,显得捉摸不定,她忽而依偎在河山身边,忽而在广州忙着工作,还能在梦幻中去新疆做了一回母亲。三个羊子很像格非小说《褐色鸟群》中的三个棋,她们之间也形成了张力、悖论,互相颠覆。而这些故事要么结局不了了之,要么过程不甚清楚,甚至取消开头。在小说的起始空间——家乡,略去了故事的前因后果:羊子为什么出走广州?这是否是一个现代版的“始乱终弃”?时间的静止造成过去、现在与将来的界限被打破了,这样羊子就能在新疆见到“另外一个羊子” ——做了妈妈的羊子,那是她向往的未来。小说故事时间的这种静止或跳跃,与科学上的客观时间迥异,是一种“主观时间”。李泽厚先生站在人类学本体论的角度深刻地指出:“时间本是一种个体的、主观的、不同质的,……时间所以取得一种同质性的规定,正是社会的原故。”①小说悬搁了社会、历史,即悬搁了造成时间同质性规定的原故之后,还原了时间的个体性、异质性和主观性,一切以自我感觉为主,“存在先于本质”,揭示了作为先验感性直观范畴的时间和经验的时间之间的悖论。这种悖论显现于现实生存,即个体感性与集体理性,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悖论:比如羊子以流浪的方式反叛集体理性,却又渴望皈依那坚实的可以依靠的传统伦理理性——婚姻,她32年来等待的就是能成为河山“必须”的羊子,“唯一”的羊子。而羊子的一切,在河山心中只是个“0”。另外,小说中出现大量的隐喻式的数字,如1/4的时间、20℃恒温的声音等,因为羊子,河山对“2”产生莫名的感情,最后却对数字予以质疑:“我不断地用一些数字来描述羊子,但恰恰是那些数字深处隐含的不稳定,一次次更改了我对羊子的臆想。”李泽厚先生在分析数学的哲学基础时指出:“自然数在根本起源上,是由劳动操作中产生和把握的抽象的量的同一性发展而来”。②对同一性的怀疑,延伸出人生的不可推理性、毫无逻辑性及不可靠性。上升到社会学的层面,则揭示了现代性在自我实现过程中的悖论:“现代性以理性和自由为最基本的价值,但追求这两个价值的结果,却被韦伯断定为导致它们本身的丧失,得出的是一个有关现代性逻辑的悖谬式的结论。”③

在《私奔》中,“三纲五常”等伦理理性作为中国几千年历史儒家文化的核心积淀下来,成为父亲的心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另外,“建立在以‘进步’为目的论的线性时间观念之上”④的黑格尔式的预设的历史进化论观念也积淀进儿子的心理结构。这样,先验的古典的心理结构与经验的现代的科技进步、物质丰富之间形成悖论并通过家庭的生态展现出来。儿子有出息了,从农村进城了,由于理所当然的“进化论”作祟,媳妇李雪莲就在丈夫“我”的训斥下充当起驯化从农村来的父亲的角色,教父亲做城里人,无形中为父亲编织了一张令人窒息的网,儿子也无意中成了父亲的坟墓,诠释了“他人就是地狱”的荒诞的人生境况。在父亲身上,在“本我”和“超我”的冲突、挤压下,“自我”异化、变形了,当张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反弹也是必然的。“我”原以为“李雪莲在改造我的父亲”,父亲会被老婆一劳永逸地驯服了,但事与愿违,父亲身上惊人的反抗力量迸发了:“我”目击父亲坐在法院里,要为“四川婆”说话。这时,潜意识的精神“弑父”宣告失败,从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程式化的亲情与伦理,也指向了儿子自身。极具反讽意味的是,父亲作为一个伦理理性的受害者,却仍然非常自然地以传统伦理理性代言人的身份追问儿子为什么不要一个孩子。这个细节表明,个人的精神困境与伦理理性相比,仍然微不足道,可见伦理理性在中国世俗社会的强大惯性,总在习惯地代代相传下去。当然,父亲的“反抗”尚未从自发走向自觉。

另一篇小说《智能梯子》,女主人公依然叫李雪莲,依然不会生孩子。小说依旧由一组组悖论组成:妻子排卵不正常,却精心保留着对她毫无意义的过期避孕药;丈夫无所事事,想要做家务,却发现所有的角落都被妻子清理得干干净净……由此对两篇小说有必要进行“互文性”的阅读,伦理理性的巨大阴影在延续,尽管夫妻之间如何相互体贴,没有孩子带来的巨大遗憾始终笼罩着他们的夫妻生活。

《马小度的牙齿》以儿童视角叙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马小度口吃不会说话,所以同学们欺负他,他在情急之下咬了同学,事后想不开就跳楼自杀而死。而马小度的同学——“我”的故事更为离奇,“我”因为马小度的死而导致了失语,“我”只能用手指说话。马小度的另一位同学连宇竟然用手指去蘸马小度的脑浆,这个情节让人想起了鲁迅小说《药》中的人血馒头。鲁迅揭示的“看客”心态又一次重现,并且出现在儿童身上,在同学之间,人心已经麻木和冷漠至此。另一位同学陈巡则对日常生活的变化很不理解:“为什么要来破案?”这句话无意中解构了官方语言。这样,陈巡、“我”和老师、警察形成了对立、解构的关系。正因为“我”的“弑父”行为,“我”莫名其妙地被判定为“口吃”,像卡夫卡《审判》中的K莫名其妙地被判处死刑一样,对异化的现实具有极强的反讽意义。小说还插入超现实主义的元素:手指会说话,以卡夫卡式的奇异的想象、真实的细节描写、冷漠简洁的语言表述、深奥莫测的思想内涵寓言式地描摹了生活的荒诞。

《同声歌唱》和《沸腾》,两篇小说都是写边缘人的苦难的,一篇是写个体的,一篇则试图塑造一组群像。《同声歌唱》里也有一个叫邓荷香的妓女,被小蕙顺口提起。这似乎在提醒读者两篇小说有像“超文本”似的链接点,可以互文阅读,也使黎晗小说呈现出整体性与连续性。“异化”应该是阅读本篇的一个切入点。一群社会底层的城市游民,从表面看,他们都是老乡,是同类,但形象各异,形成多声部的“同声歌唱”。从更深层次的意义层面来看,他们的“同声歌唱”在共同演绎着生存的悖论:一是每个人都在干一件与他们的社会角色不相符的事情,比如一个妓女在搞一个风光的生日舞会,一个飞檐走壁的贼不可理喻地饲养了一只公鸡,一个联防队员匪夷所思地通过鹅的肠子炼制出一片吹毛断发的刀等等。二是他们都在体会角色错位的快感,比如小蕙在接收嫖客的小费之后,反过来也潇洒地给蛋糕店的服务员小费;老猫想成为执法者,自己却在干着违法勾当。更重要的是,不管他们怎样艰苦卓绝地去找回自我,却始终被强大的工具理性异化为非人。比如小蕙,连自己的名字都不需要,只有“28”这个工作号。

从时空观到人生观,从个体到群体,从儿童到老年人,从妓女到公务员,黎晗小说多方面地、立体地、群雕式地揭示了现实生存的悖谬情境和荒诞意味。

 

二、筹划形而上的超越之途

著名作家许地山曾经在散文集《空山灵雨》的弁言中发出感慨:“生本不乐,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只有躺在床上那几小时,但要在那短促的时间中希冀极乐,也是不可能的事。”人既能感觉到自身的存在,也能反思自身的生存。在经验层面上现实生存的悖谬与荒诞产生了人超越现实的合理动机,然而在现实中实现超越——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是不可能的事,那超越之途在哪里?只能诉诸超验层面,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物质到精神,从“器”到“道”,以本真的自由为旨归,直至终极追问。相应地,“超越”也应在两个层面上予以划分。第一个层次是在经验层面上的一般超越,指的是现实生活中从物质到精神上某些本能的世俗的欲望的满足,即形而下的超越,它依然囿于现实中“主客体对立”的格局,无法获得本真的自由;第二个层次是基于一般超越之上的在生存的超验层面上的形而上的超越。比方审美的超越:“审美的‘超越’应理解为‘超验’,与‘形而下’相对应的‘形而上’,与‘理性’相对应的‘超理性’,它与‘超理性’、‘最高的生存方式’、‘自由的生存方式’、‘形而上追求’等等说的是一个东西,即是指审美活动对人的生存意义的终极性建构。审美活动不仅超越现实的真善,而且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它建构着个体生命独特的精神性的超越意义。”⑤本文涉及的超越概念是指第二个层次的超越。

首先分析一下《智能梯子》,小说很好地划清了超越的地盘:超验世界,并指出了超越的路径。小说叙述了经验世界的一系列悖论后,安排了一个卡夫卡式的结尾:丈夫梦见不需要使用梯子的妻子爬上了梯子,把完好无损的灯泡一一摘下来,拼命地把钨丝甩断,又把这些灯泡装回灯罩里。这时,梯子的腿却突然不见了,妻子在他的惊愕中坐着飞碟飞走了!传宗接代——人类动物性的“集体无意识”,变成先验范畴深深地植根于罗小辉的潜意识中,成为其心理结构,这种先验范畴不断地综合现实中的质料:生活片断,形成了罗小辉在经验世界中的认识。当认识中的悖论积聚到一定程度,在经验世界中无法解决时,最终诉诸超验的方式——“梦”爆发出来,“本我”突破“自我”和“超我”的压制,从底层超越上来,突破了三者界线。康德曾经清晰地划清了经验的现象界和超验的物自体之间的界限,并判定物自体不可认识,是信仰的对象。作者做了同样的工作,划出超验世界作为超越的地盘。

再看《暗物质》,对于男主人公河山来说,他的人格是分裂的。小说隐去了他的一面人生:他也许有一个不幸的,或者不满意的、平淡的婚姻,这就促使他产生去眺望另一面人生的冲动。幸运的是他在庸常的生活之外,又邂逅了一个美丽的姑娘羊子,两个人一起在20层的房间里幽会,并在潜意识中希望最好幽会后羊子就会远走高飞,不要介入他的现实生活中去——这是一个庸常的、不想负责任的男人的白日梦。这样,河山在经验生存里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失去了超越的动力。而对于女主人公羊子来说,她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河山的承诺,她的主观愿望超过了客观现实,便以流浪的方式在精神上对现实进行超越。如果仅仅是生活空间的变换,那是一种物理上的流浪,而羊子拥有三个螺旋式上升的空间,从家乡到广州是物理空间中的现实的流浪,从广州到新疆则是在精神空间中的一种精神流浪,在那儿她邂逅了“另一个羊子”,一个当了妈的未来的羊子,那是羊子心中的理想的感性显现。精神上的流浪是一种想象,是一种精神的再生,是形而上之维;它隐喻着现代人“精神家园”的迷失。所以羊子在现实中无法找到自己的归宿之后,在心中营造了一个超越于“这一个羊子”的审美乌托邦,而当“另一个羊子”感性显现之后,美化身为耶稣基督,来拯救荒诞的现实。

相对于《暗物质》的流浪,《私奔》以另一种方式——私奔,展开现实与理想的博弈。父亲为打破儿子的设置的“网”,选择了“私奔”:回了一次老家。这样,表面和谐的家庭生活秩序就被搅乱了。小说有两条叙述线索:一条是“眼镜林”与“四川婆”的显性私奔,另一条则是父亲的隐性私奔。读《私奔》的感觉很像读汪曾祺小说《受戒》,《受戒》的标题是“受戒”,却只是在结尾处出现了一下受戒的情节,整篇小说实际上是一个反“受戒”的文本:孛荠庵里住着和尚,过年过节可以在庵里的大殿上杀猪,和尚可以谈恋爱。这篇标题为“私奔”的小说的写作手法类似于《受戒》,存在着虚实两条线索,表面在写一场现实的私奔,把读者引向歧路,但“眼镜林”与“四川婆”的私奔只是侧面听说的一件事,并没有从正面来展开,小说的主人公既不是“眼镜林”也不是“四川婆”,那为什么要以“私奔”为题?初读令人困惑,读罢掩卷深思,才恍然大悟,小说采用的是博尔赫斯式的“套盒”的叙事手法,即故事里面套故事的方法,真正的内核是父亲的私奔,父亲的精神私奔!而儿子一直在进行着一场精神“弑父”式的反“私奔”。对于“眼镜林”与“四川婆”的私奔,只是以另一种现实来替代一种现实,仍然囿于现实生活的种规范当中,他们可能会有片刻的满足,但不可能有真正的精神自由。父亲的精神私奔则打破了约定俗成的伦理理性和程式化的父子关系,伦理理性自身分裂了,儿子的精神“弑父”也宣告失败。小说因此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精神“弑父”而不得后怎么办?又怎样来弥合分裂的伦理理性?新的伦理理性的重建方案是什么?程式化的亲情与伦理从此就被打破了?是不是又一代代传承下去?作者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只能安排了一个类似“黑色幽默”的乌托邦式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老婆李雪莲不会生孩子!从而斩断了这些追问。马克思说过:“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的,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⑥所以当小说否定了人类学层面的“进化论”时,就把小说的内在张力引向精神的超越:只有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求才能通向更高层次的超越之境,从而获取本真的自由。

再把《暗物质》和《沸腾》二文进行互文性阅读后发现:羊子是生活在想象中的女性,而邓荷香则是随处可见的大众化的女性;一个轻盈而飘忽不定,一个笨拙而触手可及;这从两篇小说的叙述语言可以看出,前者蓄满诗意,后者则粗砺通俗;但俩人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有着不完美的人生。邓荷香心中有一个理想,似乎微不足道,那就是做一个完整的女性,有一个完整的家。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说,那不就是结婚生子嘛,是个很平常、很普通的目标。然而对于一个作为暗娼的边缘女性来说,却残酷得几乎不可能。首先,她朝着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向去实施,收养了一个别人的儿子范志和,对他奉献出所有的爱:“我不仅像他的姐姐,更像他的妈妈。”“我愿意,愿意一辈子都这样。”但她在现实中违反了一系列的伦理规范,如乱伦、淫乱等,并且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必然造就了范志和的分裂、变态的人格,终于,“弟弟”、“儿子”兼“情人”范志和以犯罪的方式无情地撕碎了她的乌托邦,让杜十娘式的“妓女从良而不得”的故事再次上演,悲剧的浓雾就弥漫开来了。结尾是欧·亨利式的,出人意料:用刀片划伤女人屁股的变态狂竟然是邓荷香精神寄托的范志和,但也在情理之中,因为邓荷香的身份给了她生活的限度,也宣告她不可能在现实中能实现真正的超越。接着,类似于鲁迅的“娜拉走向怎么办”的问题迎面而来:“妓女从良而不得”后怎么办?《暗物质》恰好回答了这个问题。所以,《沸腾》给《暗物质》作了铺垫与说明:有力地诠释了“色即是空”的观念,现实的功利性注定了人在现实生存中的不自由,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超越;而《暗物质》则回答了《沸腾》的提问:在“色空”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在无功利的精神维度上拷问终极意义,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超越。两篇文本奇妙地实现了“对话”和“视域融合”。

分析《马小度的牙齿》则要从语言入手。德里达曾经说过:“语言是存在的牢房。”海德格尔则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两个命题的二律背反,说明语言具有两重性,即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在本身既澄明着又隐蔽着的到来”。⑦当语言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意识形态掌握着话语霸权,自上而下地整合大众时,存在就被遮蔽了。马小度的死和“我”的失语,证明了“语言是存在的牢房”。而当语言抛弃其独白性和实用性,成为无功利的艺术语言时,它才可能成为“存在的家园”。极具反讽意味的是:马小度有好牙齿,为什么会“口吃”呢?因为在集体理性占统治地位的现实语境下,个体是没有发言权的,不符合意识形态的语言是不允许存在的,即使你具备了精英的素质。所以“失语”后牙齿的原始的实用性便凸显出来,并被放大了,它异化为马小度咬人的工具,马小度就在人性分裂后成为一个“单维人”。小说结尾,马小度那四颗锋利的门牙被扔掉了,它们作为器物的实际用途也被抛弃了。《周易·系辞上》中有句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何从拘泥于“器”上升到对“道”的追求?那是一条通向精神乌托邦的超越之途。海德格尔在评论凡·高的油画《农鞋》时指出,农鞋作为非对象性的器物自在地显现其本性时,一个农妇的世界就敞开了。他深情地写道:“只是一双农鞋,再无别的。……暮色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孤寂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的谷物的宁静的馈赠……”⑧毫无疑问,小说的深层意蕴就是要把“马小度的牙齿”从异化中拯救出来,恢复“马小度的牙齿”之为牙齿的本真存在,从而进入存在的无蔽之中,通达存在的澄明之境。

总之,科技理性的高度发达、膨胀挤压了人文精神,造成人性的分裂,中国现代性以人性的复归为目标。然而怎样弥合分裂的人性?这种救赎之物是什么?黎晗小说从规划超越的地盘到筹划通往超越的通途,一条通向乌托邦的超越之路赫然在目。“乌托邦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黎晗小说从书写个人的生存悖论上升为普遍性的人类现实生存与想象的乌托邦之间的悖论时,内在的张力同时化为超越的动力,书写生存上升到形而上的“存在”之思。

 

三、文学与现实:在二律背反中眺望未来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俞兆平先生在谈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时指出:“审美自律性与现实功利性构成一种悖论的形态而存在。康德审美判断的第三个契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论析的就是这一‘悖论’。马尔库塞有一句话可以成为康德这一悖论的注脚:‘艺术不能直接改变世界,但它可以为变更那些可能变革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内驱力作出贡献。’”⑨

黎晗小说就有两个悖论性的向度:批判的向度和超越的向度。前者在经验的层面从否定的向度、自由的高度对异化、不自由的现实进行反思,后者在超验的层面从乌托邦的向度眺望未来,从而获得内在的张力和丰沛的动力。这决定了黎晗小说能穿越能指和修辞抵达所指和意义,而不像先锋派那样在能指的无节制的狂欢中失落了文学的终极所指。正如黎晗在一篇创作谈中所说的:“我可能天生就是一条蚯蚓的命,但我喜欢仰头去看龙在蓝天飞舞的样子。”⑩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古老图腾,综合了人类各种美好的愿望,仰望龙,呼唤龙,给黎晗小说,也给那些能够变革世界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心灵注入了悲悯情怀、信仰和爱的力量。

 (本文作者系厦门大学在读博士生)

 

注释:

①②李泽厚:《李泽厚哲学文存》(上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96页。

③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④汪晖:《韦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见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7页。

⑤章辉:《论审美超越———兼向邓晓芒先生请教》,《人文杂志》2003年第6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936页。

⑦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版,第79页。

⑧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见孙周兴译《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54页。

⑨朱水涌、杨春时、俞兆平等:《文学:面对现实思考》,《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

⑩南帆、黎晗:《着迷各种各样的念头》,《厦门文学》200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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