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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晗围庄

一个人在小地方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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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晗,1969年生,福建莆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早期创作以散文为主,后专注于小说写作,结集出版有散文集《流水围庄》、小说集《朱红与深蓝》。 电子信箱/dna196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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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加伟:“梅党”骨干黄秋岳及其诗文  

2009-02-16 20:21:24|  分类: 文化档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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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友陈加伟是个奇人,按他自己说的,他是“学旧闻而做新闻,居西岸常观东岸。喜欢结交不做作有趣味的朋友,偶尔写写真性情很浅白的文章”。今晚发来刚刚写完还在发烫的文化牛文。在下读了很受熏陶。征得主人同意,发布在我的博客上,以增加本博之文化含量。

 

文人无行  戏子有节

——“梅党”骨干黄秋岳及其诗文

 

陈加伟

 

电影《梅兰芳》的上映,再次引起国人对京剧的兴趣。京剧乃黄梅戏和豫剧的结合体,当年徽班进京,据说穿针引线者乃宫中太监。文艺评论家朱大可有一论断:京剧是一种男性同性恋者的艺术,而越剧则是女性同性恋者的艺术。因为最早的京剧演员均为男性,而越剧演员则均为女性。随着提携京剧最力者太监的消失,京剧的的衰落成为不可避免。这一论断是否有理,颇堪存疑。但原初的京剧科班确实是不收女学徒的,直到辛亥革命后,北京才有了崇德社、维德社等坤班。那时女演员演唱京剧虽然盛行了起来,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们还是进不了前门外的大戏园子,更甭说参加些大的义务戏演出了。而京剧在清末民初还是以唱堂会为主,曲目还多为折子戏,直到有了女观众进了剧场,演员中有了女演员,特别是梅兰芳的出现,以及一大批文人愿意为京剧出力,京剧才获得了与昆曲同为高雅艺术的地位,后成为风靡大江南北的国剧。

梅兰芳的演出究竟有多轰动?这里引录一则当时人观看《太真外传》的切身感受:“在这娇滴滴的声音里,舞台下千百个观众不觉都停止了呼吸。千百张剧情说明书被不知不觉地搓成了小纸球。性子急的男士们这时恨不能一跃上台把高力士推向一边;女观众也同样局促不安起来,因为她们知道演这个痛快淋漓场面的不是女性的杨玉环,而是男性的梅兰芳!”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对梅兰芳的《霸王别姬》、《太真外传》等戏赞不绝口,他说:“在24小时之内,你可看到兰芳由一个浪劲十足的杨玉环变成一个以身殉情的虞姬。这是人类性灵中相反的两面,但两个都达到了极端。没有这种天赋的人,是模拟不出来的,而兰芳的禀赋中便蕴藏着人类性灵最高境界中的无数个极端,就以他无论模拟哪一种女性美,都能丝丝入扣,达到最高峰。”

梅兰芳成为一代京剧大师,除了他的禀赋外,跟他身边的文士帮衬有关。据名票友孙养农的弟弟孙曜东在《浮世万象》一书中说,当时京剧每个名角的周围都聚拢了一批文人名士,为之编戏、改戏、出谋划策,那是个文人和艺人相联合的大时代。如余叔岩身边就有张伯驹,程砚秋身边有罗瘿公,荀慧生身边有陈墨香,而当时围绕在梅兰芳身边的文人远比他们多,其中中坚分子有齐如山、黄秋岳、李释戡等。在电影《梅兰芳》中,导演陈凯歌用邱如白这一个角色涵盖了他们。

孙曜东认为,在这帮文人当中最为不易的是黄秋岳,他不仅为梅兰芳参谋演戏,还为他办理文案。孙曜东说:“在戏的方面,早期是以黄秋岳为主,黄出事之后才是齐如山。比如梅兰芳演出《霸王别姬》,黄秋岳把那段历史给他讲透了,虞姬的性格也就悟出来了,演起来才得心应手。只是后来黄秋岳在抗战初期因汉奸罪被处死刑,在后来由梅兰芳口述、许姬传整理的自传《舞台生活四十年》中,便完全避开黄秋岳这三个字。”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在解放前的版本中,黄秋岳列为“守护中军马军骁将二”之一的“地佑赛仁贵郭盛”,梁鸿志列为“地佐星小温吕方”。而在解放后的版本中,因为黄秋岳、梁鸿志是汉奸,关于他们诗歌的评价,在书中都被删除了。

黄秋岳(1890-1937年),名浚(濬),号哲维,室名“花随人圣庵”,福建侯官人。而据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黄秋岳本籍台湾,其父黄彦鸿,光绪十六年(1890年)庚寅科进士,签分户部主事,供职北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甲午战争台湾沦日后,黄彦鸿久居北京,便把籍贯改为福建,同时与福建籍官员、文人交往甚密,黄秋岳后来成为福建侯官石遗室陈衍得意弟子。

黄秋岳出身于书香门第,4岁识字,7岁能诗,9岁便可悬腕作擘窠大字,因而自幼即有“神童”之誉。1903年,年仅14岁的黄秋岳来到北京,就读京师译学馆(今北京大学前身)。因其年少聪慧,受到了在京的陈宝琛、严复、林纾、陈衍等福建同乡父执赏识。其后,黄秋岳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又以才名曾受知于当时的政界巨擘梁启超,被时任交通总长的梁聘为秘书,并与诗坛领袖樊增祥、陈三立、傅增湘、罗瘿公等人过从甚密,与当时国内名盛一时的书画俊彦、文人学士、显宦子弟如陈师曾、张大千、杨度、徐志摩、况周颐等时相往还。

黄秋岳最初以诗闻名于世,因此他在“梅党”中的角色,除了给梅兰芳讲述一些历史典故外,主要是为梅兰芳的戏润色唱词,翻翻梅兰芳之前的戏文看看,读者不难发现原先京剧的许多唱段粗俗不堪,甚至于游走于色情边缘,类似于今天东北“二人转”中的许多性暗示黄秋岳、李释戡等文人介入后,梅兰芳新演的京剧唱词一下子雅化了不少,无论平仄、押韵、用典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张大夏在《我所知道的齐如山先生》一文中说:“据齐先生告诉我,他替梅兰芳编的那些剧本,差不多都是由他担任初稿,他把重点放在选择故事、安排场子、全剧的结构、情节的穿插等工作上面;唱词的润色,则由李释戡、黄秋岳等负责,他们一边润色,一边与徐兰沅、王少卿等共同研究,遇有拗口、不易谱腔的字句,再加推敲改易。如此者也许经过三数次,再来试排,在试排过程中,还会不断地修改,才成定本。”

实际上,黄秋岳是近代最著名的诗派“同光体”诗人的代表人物之一。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云:“同光体者,余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同光体”是清末同治、光绪以来提倡宋诗的诗歌流派的总称。以诗风论,“同光体”诗人提倡“无一字无出处,无一诗不用典”;以地域论,“同光体”分为闽、赣、浙三派,赣以陈三立为代表,浙以沈曾植为代表,而这个流派中,闽籍诗人最多,前期以陈宝琛、陈衍、郑孝胥为代表。后期以李宣龚、黄秋岳、梁鸿志为代表,而陈衍则为“同光体”诗派理论之集大成者。

作为入室弟子,陈衍对黄秋岳的才情赞赏有加,一部《石遗室诗话》,随处可见陈衍对黄秋岳诗歌的评价。陈衍说:“秋岳年幼劬学,为骈体文,出语惊其长老。从余治说文,时有心得。世乱家贫,舍去治官文书,与同学梁众异(即梁鸿志)、朱芷青最为莫逆,相率为五七言诗,遍与一时名士唱和。惜久居都门,不能多得江山之助也。”黄秋岳曾立白门诗社,有聆风簃诗》等刊世,早期诗歌明白晓畅,清新可读。如《寄石遗先生》:

先生安稳赋郊居,种竹调琴兴不虚。

北斗阑干南斗换,新交寥落旧友疏。

酒肠别后都函泪,诗病秋深稍读书。

安得移家就江水,饱尝朱橘降霜初。

诗中描写了石遗先生清静淡雅的生活,同时也写了自己对老师的牵挂和羡慕。诗歌最后两句也说明闽江边的福橘在霜冻后味道是很令人垂涎三尺的,引起了诗人的思乡之情。

黄秋岳后期的诗歌转为隐秀深邃,1930年他作有《大觉寺杏林》一诗云:

旧京无梦不成尘,百里还寻浩浩春。

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

山含午气千塍静,风坠高花一晌亲。

欲上秀峰望山北,弱毫惭见壁碑新。

全诗写景真切,造句清新,著名史学家陈寅格极赏识三、四句。这两句诗为什么引起陈的共鸣呢?据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介绍,与陈寅恪声气同求的好友吴宓认为:“‘绝艳’指少数特殊天才,多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怀古笃旧,故特对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则是多数普通庸俗之人,但知随时顺势,求生谋利,国家社会文化道德虽经千变万化,彼皆毫无顾恋,准备在新时代新习俗中,祈求滔滔过往之千百游客观众之来折取施恩而已。”吴宓和陈寅恪都认为,这两句诗是黄秋岳《聆风簃诗》全集中最佳者,但这两句诗是否有如吴宓所说有如此丰富的内涵?黄秋岳在《花随人圣庵摭忆》第21则《旸台山赏花》中说:“甲子后,余客江南,迨北归索居,始以庚午清明后三日再至。花已烂漫,故有‘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之句,盖极倦于前游也。”黄秋岳说得很清楚,他只不过是借景抒情而已,而吴宓和陈寅恪完全是供题发挥,有感而发。这些话是吴宓1961年重访老友陈寅恪于广州闲聊时的感想,当时陈寅恪处境不好,但仍坚持学术研究。在吴宓看来,陈寅恪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绝艳”,而那些随波逐流的庸俗之辈就是“繁枝”。这也说明一首诗歌发表之后每个读者都有阐释的权力,也证明黄秋岳的后期诗歌有一些耐人咀嚼的东西。

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说:“秋岳诗工甚深,天才学力,皆能相辅而出,有杜韩之骨干,兼苏黄之诙谐,其沉着隐秀之作,一时名辈,无以易之。晚乃私淑于三立,气体益苍秀矣。”后他又在《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中评价黄秋岳的诗说:“黄秋岳如凝妆中妇,仪态万方。”曾与陈衍有深交,又爱写古体诗的钱钟书在1943年写有《题新刊〈聆风簃诗集〉》七律一首,对黄秋岳的诗歌深表赞赏,对黄秋岳沦为汉奸则深感惋惜。钱钟书诗云:

良家十郡鬼犹雄,颈血难偿竟试锋。

失足真遗千古恨,低头应愧九原逢。

能高踪迹常嫌近,性毒文章不掩工。

细与论诗一樽酒,荒阡何处酹无从。

黄秋岳工诗善文,骈体文尤其写得好。据说他用骈体文为人写一寿屏,可得大洋五百元,可供当时一中产家庭过一年优渥生活。钱钟书与陈衍聊天的记录《石语》一书,一开头,陈衍就猛夸自己的弟子:“余弟子黄秋岳,骈文集有清一代之大成。”黄秋岳受陈寅恪长兄陈衡恪和梁启超的影响,还喜欢集宋词为对联,常被引用和赞赏的是一副他集姜白石词联:

秦碑越殿,呼唤登临,最可惜一片江山,

南去北来,漫赢得幽怀难写;

象笔鸾笺,老来受用,问谁是六朝歌舞,

空城晓角,算而今重到须惊。

黄秋岳生前受人推崇的是他的诗歌,死后颇受人青睐的则是他的文章。黄秋岳在北洋军阀覆天后,曾蛰居京华,一度还出任《京报》主笔,以卖文为生。20世纪70年代前后,黄秋岳以其在掌故、考据等方面的厚实学养,曾在《中央时事周报》杂志上连载了其笔记体文章,后成《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

黄秋岳少年入京,前后居北京三十余年,熟习北京风土人情。后以才名闻世,同权宦显要、前辈名公相接席,周旋唱和,殆无虚日。耳闻目睹,他对晚清以民国百年的诸多大事,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甲午战争、洪宪称帝、张勋复辟等事了如指掌,同时对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琛、张佩伦等军政要人的轶闻趣事也多亲历亲闻。由于他特殊的身份,他还得以窥见当时许多人的文集、笔记、日记、书札、公牍、密电,因此全书广征博引,其来有据。加上本书文笔优美、议论识见不凡、史料价值极高,被史学家陈寅恪等人认为是民国以来我国人士使用文言文所写笔记的第一流著作。

据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载:1947年春,陈寅恪偶读花随人圣庵摭忆》,有感而发,曾写下《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诗曰:

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编惜此才。
世乱佳人还作贼,劫尽残帙幸余灰。

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

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

诗毕,意犹未尽,陈寅恪复题短跋于后:“秋岳坐汉奸罪死,世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因人废言也。”

关于本书《摭忆》的成书经过,还有一段曲折过程。据本书最初的整理者瞿兑之(瞿兑之1894-1973,湖南长沙人,现代文史学者、画家。世家出身,其父瞿鸿玑为清季军机大臣,曾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执教。)介绍,黄秋岳把原先连载于《中央时事周报》,续刊于《学海》,起迄于1934年至1937年间的400多则笔记,整理成两大册寄给他,他稍作一些笔误纠正后,刚好有一个姓孔的朋友急着要看就借走了。没多久黄秋岳因汉奸罪伏法,姓孔的朋友因战乱也失去了联系。瞿兑之本来以为再也看不到这本书了,想不到后来姓孔的朋友仍守信用,“关河转徙,原稿退瞿,还付黄家。”1943年,黄家在北平把原稿付印,并请瞿兑之作序,初版仅印百部,主要用来赠送亲朋好友。20世纪60年代,香港龙门书店高伯雨据1943年初版影印,1978年,台北九思出版社也影印此书。1983年,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摭忆》,并请专家为全书订正讹误,新编条目,标明页码,以便检索。笔者现在手头上这三卷本花随人圣庵摭忆》乃中华书局20087月版,全书收本篇347则、补篇84则,眉目更为清晰,注释更为完备,阅读十分方便。

笔者对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感兴趣还在于他对近代福建风土人情的记述,书中多处记述了陈宝琛、严复、林纾、陈衍等名人的轶闻趣事,也对福建的一些山川景物、风俗特产也有涉及。书中第295则“《闽产录异》说荔枝”,提到福州西禅寺的荔枝:“最好黎明风露未晞,就树下摘食之,若能以短梯就树间择佳者,摘蒂急剥,一吸都尽,渣滓俱无,真玉液也。”第304则《福建龙眼》谈到,“龙眼出兴化者最众。”他还说,“先君子昔为仙游金石书院山长,归恒为予道枫亭产荔之美,惜予少而随宦,长而饥驱,未如一探鲤湖名胜,执笔记此,不觉怆然。”

花随人圣庵摭忆》还具有很高的文学史料价值。许多人知道,林纾暴得大名始自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但林纾不懂外语,究竟是谁把他引上译书道路?在林纾《畏庐文集》中讳莫如深,没有任何交代。一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黄秋岳撰《林纾译西书之原始》一文,才有详细披露:“世但知畏庐先生,以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始得名,不知启导之者,魏季渚先生(瀚)也。季渚先生瑰迹耆年,近人所无,时主事马江船政局工程处,与畏庐狎,一日,季渚告以法国小说甚佳,欲使译之,畏庐谢不能,再三强,乃曰:‘须请我逛石鼓山乃可。’鼓山者,闽江滨海之大山,昔人所艰于一至者也。季渚慨诺,买舟导游,载王子仁先生并往,强使口授,而林笔译之。译成,林署冷红生,子仁署王晓斋。以初问世,不敢用真姓名。书出而众哗悦,畏庐亦欣欣得趣,其后始更译《黑奴吁天录》矣。”这则笔记说得很明白,林纾译西方小说,最初是由好朋友魏瀚介绍,得以认识王寿昌,后由王寿昌口授,林纾执笔译成《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从此林纾名声大噪。1963年,钱钟书撰《林纾的翻译》一文,也采用了花随人圣庵摭忆》书中的这个说法。

黄秋岳诗文俱佳,但为世人所诟病的是“佳人作贼”。关于黄秋岳沦落为汉奸的经过,历史记载甚为明确。1935年,黄秋岳得福建侯官同乡、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援引,由北京南下,在南京政府任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据孙曜东《浮世万象》介绍,黄秋岳南下时还带了小妾——北京八大胡同第一名妓梁翠芬同行。据说,梁翠芬长相类似孟小冬,身段比孟小冬还要好。试想,有如此大美人缠在身边,那钱是无论如何也不够花了,后来为了钱,黄秋岳竟堕落到向日本人出卖情报。具体经过是,1937727,当国民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奉命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报告,拟将长江吴淞口封死,然后集中陆地炮火,将日寇停泊在长江中的几十艘军舰全部击沉。命令下达后,次日即将行动前,却见原本在长江上的日舰全部逃往吴淞口外的内海,功亏一篑。这显然是有人走漏消息,蒋介石严令戴笠彻查此事,发现是黄秋岳和儿子黄晟将此军事机密泄漏给日寇。最后经南京军委会会审,黄秋岳父子于826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黄秋岳以诗文名动士林,但生活上喜奢侈,好舞姬,时常出入青楼酒肆,常以名士自居。抗战期间,现代诗人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痛斥当时写旧诗成风时说:“在今天抗日战争时期,谁还热心提倡写旧诗,他就是准备作汉奸!汪精卫、郑孝胥、黄秋岳,哪一个不是写旧诗的赫赫名家?”写旧诗并不必然成为汉奸,闻一多这一说法似有偏颇,但他是有感而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喜欢写旧体诗的人,趣味确有遗老遗少的偏向。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期间有一外号称“何妨一下楼主人”,据说这主要因为他勤于做学问,不常下楼;刚出版的刘宜庆《绝代风流》一书又有一个说法,说他不喜欢与住在同楼的陈寅恪、吴宓等人一起吃饭聊天,因为陈吴等人感时伤怀,爱写古体诗,还爱发一些败北主义的理论,说一些抗战失利的沮丧话。是否如此,有待知情人进一步证实。但闻一多对自称为名士的人不喜欢是千真万确的,汪曾祺等人在许多文章里都提过闻一多在上课时喜欢先抽上烟斗,然后引《世说新语·任诞篇》王恭一段话讽刺名士:“名士不必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你看,作名士何其容易!闻一多引这段话有调侃当时自称为名士的人,后来引用者往往理解成闻一多赞赏当名士,完全搞反了。也有人说,抗战期间,福州籍文人落水者较多,除黄秋岳外、还有郑孝胥、梁鸿志、陈箓等人,其实此话不够公正。抗战期间,福州其实还出了许多抗日英雄,如林森、陈绍宽、萨镇冰等。黄秋岳、梁鸿志等人“佳人作贼”纯属个人修为问题,与地域无关。据说,梁章钜曾孙、汪伪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1946年被国民政府以叛国罪处以死刑,死前有语云:“世上有两样东西最脏,一是政治,二是女人的生殖器,偏偏男人都喜欢。”这也是为自己开脱罪责的说辞。其实文人也好,名士也好,男人也好,女性也好,最最要紧的是气节问题。想想梅兰芳作为一个伶人尚知民族大义,不肯与日寇合作,蓄须明志。作为梅兰芳的合作者,黄秋岳居然为钱沦为汉奸,能不令人感慨唏嘘?陈寅恪在写《钱柳因缘释证》和《柳如是别传》时自称是“著书唯剩颂红妆”,相对于钱谦益的失节,陈寅恪大赞柳如是的骨气,而相比黄秋岳与梅兰芳的行为,莫非要证明人世间许多事情往往与想像相反:文人常常无行,戏子屡屡有节?!

 

(福建师大传播学院研究生黄明波、沈惠娜对本文也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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