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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晗围庄

一个人在小地方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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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黎晗,1969年生,福建莆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早期创作以散文为主,后专注于小说写作,结集出版有散文集《流水围庄》、小说集《朱红与深蓝》。 电子信箱/dna196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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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丽君评《马小度的牙齿》  

2007-10-18 16:51:23|  分类: 小说旧作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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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故事

          ——评《马小度的牙齿》

 

本文作者池君系广西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士,任教于莆田学院中文系

 

《马小度的牙齿》是一个和语言以及牙齿有关的有着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叙事作品。在这里“牙齿”既可以是人类在使用语言时的一个器官,也可以是其它的东西,比如当牙齿不再负有表达语言的功能了。那么它将成为什么呢?它将完全从属于它的自然本性,成为另外一种工具,啮咬食物或者人的工具,那么后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与动物的牙齿的某些功能相同了,那就是攻击和自卫。那么此时的牙齿乃至整个人都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人与牙齿了,而都在叙事中成为了一种隐喻,如果一个隐喻在文本中反复出现,它就构成了象征。牙齿在文本中可以说是象征着一种对抗语言暴力的方式,是一种姿态。动物用牙齿咬人,为的是自卫,而人是用语言来“咬”人,原因有各种各样。但是如果人不再用语言而是用牙齿“咬”人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下这个人是如何被置于与动物同等的地位,在这个变异过程中什么是主要的因素?为此,不妨细读《马小度的牙齿》了解一下黎晗如何用他灵动的文字精心营构出这个关于语言和谋杀的故事。

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从这个故事内在的几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入手,《马小度的牙齿》这个故事是一个包含有三个相关的层面的叙事。这三个层面分别是:1、内部层面,是由“我”叙述的:关于马小度的故事;2、中间层面,是由故事外的叙事者讲述的,“我”的故事;3、外部层面,即黎晗作为隐含的作者所建构和构想的层面:黎晗与其隐含的和真实的读者之间进行的大体上说的隐蔽的交流,即叙述者讲述的“我”所讲的关于马小度的故事的故事,这个层面可以被称为黎晗的故事。

先来关注马小度和“我”的故事,马小度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因为马小度口吃不会说话,所以同学们欺负他,他在情急之下咬了同学,事后想不开就跳楼自杀而死。而“我”的故事稍微复杂也离奇点,“我”因为马小度的死而导致了失语,“我”只能用手指说话,在“我”失语的同时我获得了一把来路不明的彩笔,当彩笔水用尽的时候我在彩笔的笔管里发现了死去的马小度遗留下来的四颗牙齿。如果仅仅从这些故事内容来看,这两个故事虽然有相关的部分但毕竟还是独立的两个故事。但那仅是停留在叙事表层的假象,而事实上这两个故事是一个故事的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是密不可分的,它们合起来就是黎晗的故事。在此黎晗运用了叙事策略将故事层层包裹,读者在揭开这层层面纱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语言和叙事自身的魅力。

 解决问题的核心还是马小度的死亡,关注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怎么死的,二是为什么死的。看起来似乎很简单,自杀,他是自己跳楼摔死的。死亡原因是因为和同学吵架想不开就去跳楼了。然而透过文本中关于马小度的几个关键词可以发现杀死马小度的不是他自己而是“语言”!正如拉康所认为的那样:“他认为人是语言性的构成。因为语言,人才建立其自身的主体性并获得社会认同。……当婴儿接触到语言及其建构的社会这一象征秩序,他必须服从于这种秩序才能社会化、才能确立自己独立的价值,也就是完成自己的主体构建。”此处所说的语言不同于上文所分析的通常意义上的语言文字,确切的说应该是象征秩序的语言。马小度为什么自杀,因为他“口吃”,这是个很关键的词语,口吃意味着他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正常”地使用语言,他因无言被视为另类而受到了社会的抛弃,然而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当我们说某人无言时,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什么要说。事实正相反,这种无言恰恰是一种言谈。在德语中,stumm(沉默)这个词与stammeln(口吃或结巴)有关。确实,口吃者的苦恼并不在于他无话可说,确切地说,他是想在短时间里说出太多的东西,却又无法找到传达出那些压在心头的事情的词语。”所以马小度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他的牙齿也因此就不再是说话的工具了,而是类似于动物的自卫的武器。人们用语言攻击他“咬”他,而他无法使用语言那么就只能用他的牙齿“反咬”以进行自卫,他在用牙齿作为反抗这个语言世界的武器,牙齿是一种方式,更是一种姿态,至此他已被语言异化为“非人”牙齿功能的转化是其突出的表征。语言已然成为了社会秩序的代言人,马小度被社会以失语的名义集体谋杀了。

 弄清马小度的死因只是弄明白问题的一半,马小度的死亡确切的说只是一个结果的呈现,“我”的离奇的失语是马小度死亡的补充说明和注释。马小度死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失语,这一反应将“我”推向了一个可怕的处境中,“我”成为了马小度第二,或者我们可以说“我”就是马小度,黎晗是在借“我”来展示那些在马小度身上没有展示出来的东西。失语之后的“我”承受着各种来自的语言的压力,“我”不能呼喊,尽管“我”想关心帮助别人,“我”无法为马小度的死辩解,尽管“我”愿意诚实地说出事实的真相,“我”不能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而被老师误解。在这其中“我”对失语的恐惧典型地体现在前文中提到过的“怕”字的反复出现,对失语的恐惧和无助的心理的反复描写就像一段主旋律一样被反复弹奏以示突出和强调。“我”究竟怕什么,怕被大家发现我已经不能说话了,那就只能跟马小度一样了,那“我”也得承受马小度所承受的所以不幸,包括死亡。我们可以由此推测马小度曾经也有过类似的恐惧和无助。面对失语,马小度有他锋利的牙齿,那么“我”呢,我怎么应对失语的困境?“我”有彩笔!那支突然冒出的彩笔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别怕,别怕,你有新彩笔了!有了新彩笔你就不用怕了!”,作者在叙述彩笔的时候笔调也显得格外的柔和,在此我们不仅可以将彩笔理解为“我”对抗社会的一种工具,更是“我”的理想的象征,彩笔带来的世界带给了“我”灵魂的安宁。“我”就像马小度用牙齿对抗这个社会一样用“彩笔”来对抗语言对“我”的异化。然而,“我”的努力被证明和马小度一样是不可实现的梦想,彩笔终于写干了,理想的溪流还是断流了,现实以最残酷的面貌出现,那四颗马小度的牙齿的重现昭示了“我”命运的结局。作者让马小度和“我”终于在四颗牙齿的面前合二为一了,作为同样被语言所异化的一类人,语言的魔力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分析完叙事的三个层面,我们可以了解到黎晗叙事的目的了,他很成功地运用了各种语言和修辞技巧向我们展示了语言对生活和生命的可怕的异化作用以及人类自身反抗的软弱性。应该说的他的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他的叙事是成功的。分析完文本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文本在表现无法表达的痛苦,但是黎晗对这种痛苦的表达却是异常的清晰。文本自身的成功与文本自身所要表现的内容之间存在着一种悖论:“我”在抗拒语言的权力,而黎晗在使用语言的权力来叙说“我”对语言的抗拒, “我”对语言权力的抗拒的失败却被黎晗用他作家的话语权成功地表达了出来。作者自身语言对叙事目的的解构——对话语权的追求与使用,我们在被权力伤害的同时也在运用权力进行自我救赎,作者的努力是成功的。这种对自身的否定恰恰也是修辞性叙事经常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无奈,也可算是语言的魔力的一种体现吧。

也许黎晗本意并没有想到要同语言玩一场这样的游戏,但是文本一旦完成它便不再为作者所控制了,而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的个体价值可以在每一次的解读过程中被重新定义。所以也就有了以上的那些关于《马小度的牙齿》的文字,这样解读该文本的结果让我们意识到这样的一个事实: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载体,一种书写人类情感的工具,语言有它自己的生命,在我们控制和使用它的同时我们很可能也会陷入它为我们设置的陷阱里。使用语言成为一种充满危险和挑战性的旅程,风光不断,乐趣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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